碑帖书法之集大成者沈曾植，其书论为后世提供了哪些借鉴？

客观看待馆阁体
出于应试的需要，沈曾植初宗帖学，其“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中儗太傅（钟繇）渐有入处。”
对于馆阁体，他并没有像碑派理论家包世臣、康有为一样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而是认为“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专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他完全站在一个客观立场之上，看待馆阁体。
明代台阁体书家沈度书《孝经》局部
服膺包世臣、吴让之
在碑学上，沈曾植服膺包世臣、吴让之书法及其理论，曾赋诗云，“百年欲超安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谈。”“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
不喜赵之谦
赵之谦楷书
他对唐人欧阳通《道因法师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点清人何绍基学书的味道。对待清代碑学诸家，他均持有较高之评价，但独对赵之谦书风，以伤婉丽之故，诋毁颇多。
《圣教序》乃唐人集晋人字而成，为纯然唐法也
《圣教序》局部
此外，沈曾植还广集碑帖范本，范围涵盖真、行、草、篆、隶诸体。
在研究上，他采用碑帖阐发，南北互证的书学理念。
对于帖学，沈氏广涉博览，在临习唐怀仁集《圣教序》时，认为“余尝谓此碑纯然唐法，与晋法无关。然学唐贤书，无论何处，不能不从此入手，犹草书之有永师《千文》也。”
此论发前人所未发，指明《圣教序》乃唐人集晋人字而成，为纯然唐法也。
书学视野宽阔
沈曾植题“味秋轩”匾额
沈曾植题“味秋轩”匾额局部
沈曾植题“味秋轩”匾额局部
对待碑学，他指出“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敬使君碑》）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此铭此内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定武）者，可证《黄庭》（秘阁）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庾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而巅崖峻绝，无路可跻，惟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征而下，莫敢措手”。此理论发展了包世臣的“《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之说，打通了碑帖之间的隔阂，开创出其著名南北书派大同理论（“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乐毅、黄庭……皆写书体了。……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于书写，与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
沈曾植隶书七言联
总之，沈曾植在帖学和碑学上都显示超于常人之理解，视野和胸襟也较同时期碑学宗师康有为、杨守敬更为宽阔。
冶碑帖于一炉
晚年，沈曾植辞官并蛰居上海，醉心于书艺，其“斋中所积元书纸高可隐身”，“案头常置《淳化秘阁》、《急就章》、《校官》等数帖，《郑羲》、《张猛龙》、《敬显儁》等数碑”。
沈曾植行楷书八言联
此时期，他专力于书法学习和创作，并将帖学中的二王、钟繇、索靖、欧阳询、虞世南、倪元璐、黄道周及碑版中二爨（《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张猛龙、郑文公碑、章草及最新发现的西北简牍、唐人写经全面吸收，“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完成了“自行变法，冶碑帖于一炉，又取明人黄道周、倪鸿宝（倪元璐）两家笔法，参分隶而加以变化。于是益见古健奇崛。”
沈曾植行楷书立轴
台湾学者陈定山甚为推崇沈曾植书法，评之曰：“章草至沈寐叟而不成，盖其熔铸汉魏，摘髓索靖，千载而下，迥乎一人，有非宋仲温、陈奕禧所能梦见者，谓之伯英复生可也。”（未完待续）
沈曾植行楷书立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