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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乱局中，艺术品拍卖纪录频出，并且是以超出预期很多的天价拍出，让人直呼“拍疯了”!
清乾隆料胎黄地画珐琅凤舞牡丹包袱瓶高18.2cm
香港蘇富比2019年秋拍成交价：2.07亿港币
2000年竞拍价：2424万港币
就在刚刚，香港蘇富比2019年秋拍最后一日拍卖中，乐从堂主人曹兴诚珍藏乾?料胎画珐琅包袱瓶压轴登场，这是曹兴诚在2000年为庆祝他的晶片公司在美国纽约上市而购藏。19年后，曹兴诚分批将乐从堂藏品释出，香港蘇富比再次得以拍卖乾?料胎画珐琅包袱瓶，拍卖前预计超过2亿港币的价格就已经让人咋舌，以1.8亿港币落槌，加佣金最终以207,086,000港币成交，时隔19年增值8倍，创下2019年度拍卖最高价纪录。
时间回到香港蘇富比2000年秋拍中，曹兴诚是以2424万港币购入了这件飞凤牡丹纹包袱瓶!19年之后，以近十倍之高的2.07亿港币拍出。当年同场拍卖中，曹兴诚还花费4404万元买下一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这件五彩大罐在佳士得香港2017年秋拍中以2.14亿港币的价格释出。
曹兴诚热衷艺术品收藏，在海内外收藏界颇负盛名。人家说收藏贵在“专”，曹兴诚收藏却是随兴所至，不到20年间便建立起比肩赵从衍、仇燚之的收藏。在他家里，从史前青铜器到唐三彩，从北齐时的石佛像到当代中外艺术品，包罗万象。有看过他家收藏品的人，形容他家就如同一个“小故宫”。
为什么曹兴诚会把自己毕生所藏一件一件的释出?
学佛之后，曹兴诚看淡了收藏，“很多东西都是身外之物、都是负担，弄美术馆，生活会变得很复杂，觉得是时候整理一下收藏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避免子女因其收藏的“重器”而带来的纠纷。同时，他觉得瓷器平时都锁在保险箱，很可惜，“这种千年文物，不是谁的，我们只是保管一下，但保管也有责任，被偷了没损坏就算了，如果小偷慌张打破了，对我来讲就是不可原谅的终身痛苦。所以才决定放出来让别人欣赏。”曹兴诚坦诚道。
不得不说，曹兴诚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是令他人无法比及的，虽然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投资而收藏，但给他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艺术之外的回馈。
是什么在支撑着飞凤牡丹纹包袱瓶的成交天价?
蘇富比亚洲区瓷器与工艺品资深专家沈恩文表示：“过去20年，收藏界对清代珐琅彩的宫廷御用珐琅彩器物需求越来越多，但对料胎(玻璃胎)珐琅了解甚少;其实，料胎比瓷胎更珍稀，更难烧造。两岸故宫收藏的料胎画珐琅器物数量就比瓷胎少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型的鼻烟壶，一般都不超过10公分，今秋上拍的这一件超过18公分的，就连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先生都曾表示此瓶为所见最大尺寸的宫廷制料胎画珐琅器，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这件包袱瓶和一般呈献在宫殿里的陈设品不同，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礼物，意义比较特殊。根据张荣的研究，它应该是在乾隆三年到五年之间做成的，从瓶上的凤凰牡丹纹饰判断，可能是乾隆为他的后妃或者是母亲祝寿用的礼物。
最近五年的拍卖记录中可以看到，清三代的珐琅彩的瓷器瓷胎拍品都有很好的成绩，比如2018年春季拍的康熙粉底珐琅彩碗，成交价是2亿3千多万，秋季另外一件乾隆的珐琅彩碗也拍了1亿6千多万成交，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市场对这类拍品有很坚定的需求。
乐从堂主人曹兴诚先生是在我们2000年的秋拍上，以2400多万港币买下了这件乾隆料胎珐琅彩包袱瓶，当时的估价是1200万港币，位列1999年至2000年第2、3位。比它早一年成交的成化鸡缸杯，当时玫茵堂堂主用2917万港币买下来的，2014年的时候再次上拍成交价超过2.8亿。
这两件拍品，鸡缸杯破当时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包袱瓶也破了当时清代画珐琅的纪录。我们觉得这件拍品最少跟我们在过去两三年拍的，包括粉红底的珐琅彩碗，或者是超过两个亿的几件宣德瓷，绝对是有可以比对的份量，所以我们才会定这个价钱。”
料胎珐琅的烧造究竟有多难?
画珐琅是清代独具的彩绘工艺，康熙时期创烧，雍正时成熟，当中以瓷胎和铜胎最为多见，料胎(即玻璃)器物则较为罕有。
此包袱瓶的成型也有一定的难度，瓶身具有楞状，需要有模吹制，而瓶口的褶皱，则需要工匠手快、眼快，技术好，因玻璃在瞬间就凝固了，至少在成型时需要反复几次，才能制作出漂亮美观的器形。
依据“ 清档” 可知，蘇富比这件“乾隆料胎珐琅彩包袱瓶”烧了两年才成功。
“乾隆三年，玻璃作，元月二十二日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交，亮蓝玻璃包袱式瓶一件，传旨，着照样烧玻璃胎法琅瓶烧造几件。钦此。于本月二十四日副司库石美玉将原样亮蓝玻璃包袱式瓶一件持去做样讫。”
“乾隆五年，记事录，三月初三日栢唐阿盛德来说太监魏珠催总邓八格奉旨，着玻璃厂人进六所烧造玻璃小式活计钦此。于本年五月初二日首领吴书将玻璃珐琅花插一对，玻璃烧珐琅桃式水盛二件，玻璃烧珐琅葫芦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进讫。”
“透过寥寥几句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雍正五年(1727年)便开始制作玻璃画泥金包袱式花插，雨过天晴是指仿柴窑瓷器的颜色，档案中屡有记载。乾隆三年(1737年)档案的记录，没有明确具体烧造几件，也没有是否烧造成功的记录。而乾隆五年(1739年)明确说明烧造成功‘玻璃珐琅花插一对’，乾隆五年的‘玻璃珐琅花插一对‘，也许就是乾隆三年下令制作的包袱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荣说。
其实，最难之处在于珐琅颜色的焙烧技术较难掌握。玻璃熔点和珐琅的熔点很接近，绘图后焙烧时, 温度偏低则珐琅料熔解不充分, 呈色不理想;温度偏高, 则玻璃胎体会变形。而珐琅釉料有20多种颜色, 不同的色料熔点不同, 所以要选熔点高的先画先烧，熔点低的后画后烧, 一件作品往往要焙烧三至四次方能完成，如有一次出错，便前功尽弃。再加上，当时焙烧的燃料是木炭, 又缺乏科学仪器测量温度, 只能用眼力和经验判断。所以, 为了准确地控制温度以及出炉便捷, 只能烧造小件器物。即便如此, 失败的比例也很高。这在雍、乾二朝“ 清档”的制造记录中就屡见不鲜。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七日, 太监张宁交金星玻璃烟壶一件、描金蓝玻璃烟壶一件、洋珐琅五彩各式烟壶七件(俱敬胜斋)。传旨: 按各式花样, 每样烧造六件, 钦此。”
这项任务下达后三个多月, 竟无一件作品上交, 令弘历发怒。十一月初一日, “ 太监鄂鲁里传旨: 本年七月内传做各式烟壶, 为何迟滞, 至今尚未做得一件, 将承办人员治不是。钦此。”
在皇帝逼问下, 造办处的官员写了一份回奏称“ 七月接旨时, 画珐琅人黄念、黎明赶画大画, 至将鼻烟壶迟误, 已做得十二个交进, 其余四十二件于明年起画,随得随进, 不敢延误时刻。… … 上交传做鼻烟壶五十多个, 迟至四月之久，一件未画出，实属迟误之至，相应请旨，’ 即将郎中唐柏吉罚俸一年，以为承办活计迟误之戒… … , 尚再迟延, 即行严参治罪, 为此仅奏请旨。”
受罚之后, 本应尽快做成交差, 但并非如此。“ 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太监鄂鲁里传旨：四十三年传做画珐琅玻璃烟壶九样, 每样各六个, 陆续呈进过四样, 其余五样现做未完, 着在五样内做一样呈览。”
这说明至第二年十月还未完成任务之半数。后至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九日, 又做成12个烟壶呈进。从“清档” 上看, 终未全部完成任务。其迟误原因, 绝不是因为画珐琅人黄念、黎明赶画大画, 因为珐琅作不止他们二人。再者, 同期的铜胎画珐琅, 无论命做多少，均能在几个月内完成，故而背后必另有原因，只是未敢明言而已。
按“ 清档” 的记载，铜胎、瓷胎画珐琅等如出现上述情况，皇帝必追究责任, 惩罚当事人，看看深受乾隆帝宠爱的督陶官唐英多次因烧造瓷器被罚俸禄，就可见一斑。由此可见皇帝也知道烧造玻璃胎画珐琅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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